创作谈：我的艺术之路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1959年3月去世，同年底全家被遣送至乡下。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求知的欲望伴我熬过了那个年代。当时，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无书可读的我便渐渐喜欢上了绘画，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绘画只是简单的临摹而已。若说真正学习绘画，应该是在高中毕业插队的那段日子。

　　1974年，我考进了甘肃师范大学艺术系。在崭新的学习环境里，我如饥似渴地去吸收老师讲授的绘画知识，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那时学校的美术教学方法是“以创作带基本功”——因此，工厂、农村、大自然便成了我学习绘画的课堂。那段时间，通过大量的工农兵形象写生和风景画练习，我的艺术敏感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由于专业成绩优秀，1976年毕业时我被安排留校任教。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西北师范大学和我的老师娄傅义先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娄先生是中央美院吴作人工作室1961年毕业的高材生，我留校后，学校安排娄先生指导我在校进修。在跟随先生的两年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素描，全方位探索油画传统。娄先生言传身教、细心指导，讲授理论，写生示范，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我练就了扎实的素描与色彩基本功。

　　娄先生为我做了一个完整的进修计划，除基本功训练外，还安排了艺术考察和创作。北京的夏季炎热难耐，但这丝毫未影响我学画的热情，娄先生带我逐一拜访了北京的油画老艺术家罗工柳、靳尚谊、李化吉、高泉、刘秉江、尹戎生、王征骅、朱乃正等。罗工柳先生毫无保留地让我们翻看了他所有的作品；高泉老师不仅让我们看画，还招呼我们吃朝鲜冷面；尹戎生先生领我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观看重大历史题材绘画；朱乃正先生还为我们同行的每个人写了一幅字，至今我还精心保存。那次考察让我受益匪浅，不但开阔了眼界，对油画有了正确理解，而且他们的画品、人品更影响了我一生。

　　我绘画水平的第二次提升是1981年至1982年在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那次是由文化部委托浙江美术学院举办的少数民族油画进修班，蔡亮、张自薿夫妇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同时有幸得到全山石、王德威、王流秋等先生的教诲，并有机会临摹他们的大量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蔡亮、王德威先生带领我们赴绍兴、舟山群岛等地的油画写生活动。20多天的写生，先生为大家精心指导，不辞辛劳安排食宿，使我们深受感动。进修结束前，蔡先生还为我们安排了上海艺术考察。其间拜访了颜文梁先生，颜先生和蔼可亲，对学生非常友善，一一问了我们的名字和工作单位，还记在本子上。当我们看书房挂的画作时，他说：那是臆造的，我给你们拿好的看。他竟然让家人拿出二三十幅欧洲写生的画作。当我们看到先生未完成的一幅静物时，他说：由于身体不好，两个月没画画了。离别时先生执意送我们到门口，目送我们远去，一位80多岁老画家对艺术的执著让我深受感动。

　　这两次学习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和财富。以后的20年里，我主要从事教学与创作工作，对艺术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2002年至2006年期间，我先后赴西欧、美国、日本、俄罗斯进行艺术考察。参观了乌菲茨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美术馆、卢浮宫、蓬皮杜艺术中心、澳赛美术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馆、俄罗斯博物馆以及特例恰可夫国家画廊等，观赏了世界一流美术原作，深受教益，也坚定了自己创作之路的信心。

　　美术学院的学习及艺术考察使我研究掌握了油画传统技法，了解认识了现当代艺术发展方向及动态。同时在漫长的艺术道路上，把触角伸向生活与自然，在自然中发现创作灵感。

　　我的油画作品大多取材于西北地区的地域生活与自然风光。尤其是河西、甘南及陇东山乡丰富淳朴的民俗、生活与自然，是我的主要艺术资源。在那里，往往有更多的原始的、自然的真实情感和被现代文明所淹没的精神主题。而地域间特有的深厚丰腴的人文传统和荒寂旷远的生存环境更给我的艺术创作以诸多感悟。如作品《河西印象》《桑科草原》《藏女》《南梁冬景》等都焕发着浓郁、朴素的乡土气息和悠远的意境。在追求形式表现中，我还积极吸收民族艺术语言方式，使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因素有效地与外来艺术相结合，构成一种具有东方意味的艺术话语。如作品《农家乐》《北国雪》《雪霁》《秋》等以简约流畅的笔触和丰富含蓄的色调概括出内心的视象氛围，并赋予客观世界更加深邃的内涵意义。同时也不失油画外光与色彩的表现特性。